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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国家独立建国史,还是马来西亚华人发展史上,敦陈祯禄皆是一位功绩显赫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为此,现任马华公会领导层决定于20061215日为他举行历史上首次公祭,并将此列为年度活动,这无疑是极为恰当和富有意义的。

 

举行陈祯禄公祭,除了缅怀他当年创立马华公会、争取华人公民权、捍卫母语教育,以及争取国家独立各项重要历史性贡献以外,另一意义则在于让后人从中得到一些前瞻性的启发,藉历史的回顾来省思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毋庸置疑,陈祯禄是历届马华公会总会长当中,其中一位比较缺乏争议性并获得方赞誉

 

根据郑良树教授的评价,陈祯禄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一生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不华语,却通过英文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并热爱华文教育。他曾经说过:“华人不懂华人文化,那就不是华人。。。。。。将来马华公会如果有一位会长是反对华文教育的,我相信诸位随时可以把他开除。。。。。。。”放眼当今政坛,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像陈祯禄一样拥有知识内涵与民族良知,而且立场坚定的政治领袖,打造更清明、健康的政治文化。

 

当然,当今时代已不流行造神运动,也不再推崇英雄主义。我相信这也不是为陈祯禄举办公祭的旨。除了陈祯禄以外,其实当时马华及华社还有不少代表性人物,包括敦李孝式、翁毓麟、林连玉等先辈,也曾于建国时代,在各领域鞠躬尽瘁为国家与民族作出重大贡献,造福无数后代。

 

因此,我认为当代的华人政治人物及社团领袖也可从这点获得启发,本着维护整体华裔权益的大前提上,虽然站在不同立场、通过不同斗争管道,都要以大格局的胸怀凝聚华社的政治力量,共同保障与提升民族的未来。

 

 

 

无论如何,若把陈祯禄评价为时势造英雄,只是当时代表英殖民地政府执行政策的华人,此论点未免有欠客观。历史事迹证明,在许多涉及华社的权益问题上,陈祯禄都表现出本身坚定的立场与主见,甚至因而违背英方的意愿也在所不惜。例如,当英方在1950年代面对马共的强大压力而准备把50万乡区华人驱逐出境时,他带领马华积极争取英军放弃有关意愿,并协助该些华人迁移至新村。

 

除此,有人士在评论当代马华公会的表现时,都会以陈祯禄时代的马华公会作为强烈对比的标杆,并发出今非昔比的感叹

 

无论如何,如此的对比是否客观与全面?要知道,个时代的政治气候与大环境已经产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历史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不是拿两个极端面一刀切定型对比,就可看出问题的连贯性与全貌。

 

陈祯禄领导马华的年代,正处于建国初期,国家的政治模式与政策路线尚未获得成熟的确立。当时的国父东姑倾向实行更为开放和注重绩效的政策,并给予华社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而马华公会也曾在当时经历过辉煌期,在内阁拥有数个份量很重的部长职代表权。

 

无论如何,1969年随着513事件的爆发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推展,国家的领导层已经重新洗牌,政策路线也已经南辕北辙,马华公会与华人的地位自然受到巨大影响。

 

因此,经历了上述历史分水岭后,与其一味留恋从前或怨天尤人,我们更迫切应该做的,是客观认清现况,务实地从现实局限中寻求突破与进步空间。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反思,虽然在陈祯禄带领下的马华公会,的确在开国时代争取华人公民权有功,确立大马华人在这片国土的合法公民地位与参政权,但这并不代表华社就必须永远支持马华。反之,在这个全球化民主时代,政治感恩论已经落伍。马华公会这个华人传统政党必须保持高度的敏锐度,时时自我鞭策,顺应时代步伐作出改革,切身、虚心地关注民族的需求和问题,进一步提升表现,才能够继续得到华社的委托与信任。

(转载自星洲日报言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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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就是我国独立50周年。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最近在此金禧吉日即将来临之际坦诚指出,我国各族群之间表面上虽然团结,可是此关系实际上依然脆弱,人民内心依然存在浓厚的种族情绪。听到首相这番肺腑之言,再综合前阵子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议性时事议题,无疑引起许多人士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感触和关注。

 

然而我发现到很多民众在议论这方面的问题时,鲜少以国际视野审视国内的族群关系状况。

 

族群关系问题并非我国独有,而是一项全球性问题,从先进国、发展中国家、到落后国家都难以幸免。至于为何有些国家的族群关系相对和谐,有些则欠缺稳定,这除了取决于相关国家政府的领导能力以外,也受到两项先天大环境因素所影响。

 

(一)族群人口比例

有些国家由一个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族群主导,其他少数族群的人口则占绝对劣势。在这种社会结构底下,两方族群由于人口的悬殊,存在明显的从属关系,少数族群通常面临被强制同化的压力,或受制于由强势族群主导的国家机构阴影下,难以掀起有效的抗衡。

 

(二)阶级状况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族群关系问题的背后,通常也隐含着一定程度的阶级矛盾问题。

 

在这方面,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族群同时也在经济阶级上占优势,而少数族群的阶级状况则相对处于劣势,那么这个社会的族群矛盾问题就比较容易管理。

 

例如在美国,白人人口占了绝对多数-75%,而黑人则只有12%。在新加坡,华裔人口占了7580%,而马来人只有大约15%。而且,在这两个国家,多数族群的经济阶级整体而言也比少数族群占优。

 

然而,相比起上述国家,马来西亚的族群结构状况显然更为特殊和复杂。1957年独立时,马来人人口占50%,华人37%,印度人11%。根据最新2005年统计,马来人人口占54%,华人25%,非巫裔土著12%,印度人8%。

 

我国的马来人是多数族群,但人口始终未像美国的白人,或新加坡的华人般占有绝对优势。我国的华人是少数族群,但人口比例依然举足轻重。除中国以外,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例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也是继新加坡之后最高的。华人社会在我国的重要性和所具备的雄厚潜力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国家

华裔人口所占比例(%)

新加坡

7580

马来西亚

25

汶莱

15

泰国

810

印尼

34

缅甸

23

越南

15

菲律宾

1013

柬普寨

05

寮国

05

 

另外,我国族群关系的另外一层矛盾在于,多数族群的社会阶级传统上处于劣势,而少数族群的经济状况却占有优势。这导致多数族群担心主流地位受威胁,少数族群担心经济优势被剥夺,彼此间存在微妙的不信任感,需要花上更多心机和时间加以克服。

 

身为马来西亚国民,我们不应自以为独一无二,认为只有我国面对特殊的族群矛盾问题,这其实是全球人类、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我们也不应针对我国特殊的族群结构背景怨天尤人,而应该往积极面看待这个多元文化状况所为我国带来的发展优势。

 

更不要轻易感到气馁。在族群矛盾问题相对单纯的美国,尚且需要经历超过230年的建国史才逐渐改善该国的白人与黑人矛盾问题,国龄相对年轻的我国理应拥有更多的耐心,对我国的族群团结远景存有期待。

 

是的,要跨越族群矛盾的僵局,不是靠一、两个表面的政治动作就能达致的,最务实之道还是离不开国家经济发展。正如前文所提,族群问题的复杂性,除了来自利益分配的冲突,也隐含着社会阶级的矛盾。所以只有在整体国民达致相当程度的生活水平后,族群思维才会逐渐被淡化。

 

在今天这个挑战逐渐严峻的全球化年代,如果各个族群继续消极地自认本身被边缘化,那么最终在国际舞台被边缘化的,将是我们共同的祖国-马来西亚。

 

(转载自星洲日报言论版

吴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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