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接受献金是否恰当,永远是一把双刃剑,皆因涉及公众利益面前,难免浮现是否偏袒资助人之嫌。 政治人物接受献金是否恰当,永远是一把双刃剑,皆因涉及公众利益面前,难免浮现是否偏袒资助人之嫌。 正当巴生自贸区涉及舞弊课题开始调查阶段,该工程主要承包商首席执行员张庆信,证实外界翁 诗杰曾收取他的一千万令吉,作为马华各区会的活动费用。不过数日,他再爆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周美芬也曾向他要求捐款事项,事情接二连三,难免 让人觉得是否还有更多人涉及其中。 在国外,政治人物接受献金的例子屡见不鲜,很多人会捐献限定的金钱数额,来支持本身属意的政客和政党,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靠群众捐献而打赢选战的最佳例子。 然而有人提出质疑:如果政治人物接受某些人物或财团的金钱捐助的话,一旦涉及公私利害关系之下,注定要牺牲公众利益来满足私欲。 依你之见,政治人物或政党接受他人的金钱,在某些课题上,会不会因此而牺牲公众利益?

A)会,因为拿人手短,吃人口软。

B)不会,贪污滥权是个人素质问题,不关献金的事。

不会。这主要是个人的问题。 政治献金最复杂之处就在这一点-人党不分,公私不清。 反而捐献动作哪有什么问题?真正单纯的捐献是不求回报的。求取直接利益的不叫捐献,而是贿赂。捐献在佛家甚至被称为善行的布施,就如每一个寺庙的香油箱,多多益善,少少不屈。就算还是有一些意图,希望保佑家人,出入平安,甚至桃花朵朵开,至少也是比较含蓄的,并不强求。

根据我的观察,政治献金也是如此。只要是针对党政的整体利益的,通常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例如马华,据了解在前任总财政刘衍明掌管财务的时代,所有给予党的捐献,不管来自任何企业或个人,都会发出收据,其去向和用途都有在中委会公布,账目也仔细、清楚。反而有些在野党,在群众大会公开募款时往往把钱放进“透明箱”,过后如何运用该笔钱的时候却放进“黑箱”。

然而,当政治献金的对象是领袖个人,而不是党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种情况常常发正在一些掌权太久、以及握有决定财务大权的最高领袖身上,认为:党的口袋,就是我的口袋;我的口袋,就是党的口袋。别人捐钱给党,就是捐钱给我。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捐献者和接受捐献者的动机也拐离了捐献的单纯愿意,不再不要求回报,甚至直接一点,就是“优雅的贪污”;在企业界则俗称“难以避免的公关费”。希望受惠的政治领袖,以后在党政事务上,可以给捐献者一些特别关照和眷顾,甚至可能指定要获得什么特定的回报。

当然,要从政者完全不占个人的政治献金,也是过于苛刻和理想化的。至少,在一个实行民主选举的政党,任何角逐党职的党员,都有权利筹募个人的政治献金。因为有关的竞选条件,完全是以个人的民主权利出发,并没有涉及党政务的公众利益。 一些民主国家,包括美国,都有通过立法尝试对政治献金作出限制。例如,把政治献金区分为两种:一,直接成为竞选经费的“硬钱”;二,为了党建各目的,而并非充作直接选举用途的“软钱”。进而禁止财团企业、工会或个人针对软钱的捐献。

例如最近马华某领袖自称该党有20亿党产,所以不须向外界募捐,就是很片面的看法。所谓的20亿党产,大部分属于充作党建的不动产,如星报、拉曼学院和大学等。这些资产并不能在大选时充作该党的竞选经费。

其实我国的宪法,也有针对国州议席选举的经费设定顶限支出。问题是,选举委员会对有关条款的诠释过于“灵活”,认为只是限制候选人,而并非有关候选人所代表的政党。这导致有关规则形同虚设。

无论如何,我倒认为,对于政治献金的限制或禁止,目前全球都没有一个完善成熟的体制。就算你尝试禁止候选人筹募政治献金,并提供竞选公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违民主精神。因为,任何选民都有权利针对他们所要支持的候选人,而决定是否要捐献。而设立竞选公款配套,则等于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

而我国目前更实际的做法,是加强政治献金交易的透明度,向不能见光的台底交易说不。捐献者,和接收者,都必须坦荡荡,更不能秋后算账。所有的捐献者名单,以及献金的用途,都必须在代表大会公开交待。那么至少当任何从政者在政策制定上,出现偏袒金主的倾向时,就会受到更严厉的监督。至于那些针对党选经费,对个人候选人作出的捐献,只要没有影响党政公务的运作,还是不应受到阻止的。

其它领域例如佛教界不也如此,如果捐献时过于有信心而不求透明度,就会出现类似最近新加坡名义师父涉嫌滥用大众捐款所出现的舞弊问题。 当然,问题的最终核心,不在政治或宗教,而是人性,在面对金钱和权利诱惑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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