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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读者文摘日前公布的名人可信度调查,不禁莞尔失笑。只因,跟自己最切身的两个专业-法律和政治,竟然都榜上无名。

以前每次听到友人分享一则笑话故事,指环顾各行各业,律师和政治人物是其中公认最不受信赖,而且要下地狱的专业时,我都会大力反驳到底。如今随着上述民调的出炉,多少也要有点无奈认命了。

当然,唯一安慰的是,"当律师和从政者要下地狱"这寓言并非普世性看法,至少在对岸的新加坡,由于该国辉煌的肃贪表现以及高效率的公共机关,使到从事司法和政治者得到如天堂般的崇高声望和地位。

而这点也反映了上述民调另一有趣之处,由于调查对象跨越各个国家,所以也显示了不同国家的特殊背景,甚至某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对该国国民的可信度标准所造成的影响。

例如以大马为例,由于羽球是我国唯一在国际舞台上表现最优越的传统强项,再加上体育本身的跨族群性质,导致国内的羽球好手往往都拥有崇高的公众声望。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再次印证了体育是最有效打破国内种族藩篱的领域。

而医务人员也成为最受信赖的另一专业,主因在于它涉及严谨的科学知识。而且这套标准是普世性的,不管您是哪国国民,对医生而言您就是一个人体。

至于为何司法在我国和新加坡的地位如此悬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我脑海中浮现的唯一理由时,新国没有安华案件,还有该审讯中"享誉全球"的大床褥。

政治人物则更不用说了,好像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得到什么好排名。阿Q一点解释,这个公共事业真的不容易搞,除了治国表现,就连公德、私德,一举一动仿佛都要长期曝光于大众的监视和测试中。

苛 刻一点来看,在这个泛民主化时代,从政者更热衷于搞作秀政治多于坚持原则,诚信堕落得如粪土一样无价。最近的马华党争就是最经典示范,告诉我们什么叫 作:"民主诚可贵,诚信价更高。若为权位顾,两者皆可抛"的道理。民联的领袖也好不了多少,看看他们最近针对州议员获得买车AP的立场,就如他们在308 前支持地方议会选举的立场一样,当官前后两个样。

对投机者和功利者而言,诚信有点抽象,甚至毫不切实际的。然而,对要引领时代风骚的名人而言,诚信是他们穷其一生所苦心经营的核心价值,是确保他们继续站在公众平台的核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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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阵最高理事会最近开会议决成立一个修改党章特别小组,探讨重点包括开放门户、扩大阵容,让更多亲国阵的非政府组织、政党以及个人纳入该阵线的正式结构中。

根据我的观察,没有多少人有真正翻阅过国阵党章。而这本薄薄只有24个条款的章程,跟所有国阵各成员党本身的党章相比,更是相形见绌,让人难以置信,一个执政超过50年的联合阵线,其规章内容原来竟是那么精简扼要。

或许从逆向思考,或许这本没有太大研究价值的国阵党章,其实就正好反映了今天该阵线最大的盲点和弱点。国阵的地位,就好像党章所提到的国阵总部地址一样,依附在象征巫统中心权力的世界太子贸易中心的其中一个楼层,一点也不起眼,完全被巫统的锋芒所掩盖了。

是的,一个早在1950年代带领各族国民共同参与独立建国的国阵精神,经过数十年的时势演变后,已经沦为一党独大的巫统对外粉饰大马民主和亚洲多元精神的花瓶橱窗。最直接地看看掌握国家最高实权的内阁结构,巫统的独领风骚,其它成员党的大权旁落,完全一览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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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最高元首和柔佛苏丹依斯干达殿下日前驾崩,举国臣民共同哀悼。

然而,除了遵循传统礼仪高喊“吾王万岁”口号,对苏丹宣誓效忠表示敬意以外,在这个民权意识高涨的年代,也应该趁机深一层了解和检视我国独特的最高元首和苏丹制。至少超越帝国时代的迷思,客观看清没有任何人会万岁不死的道理。

在这方面,苏丹依斯干达在位数十年所作出的划时代贡献在于,他于1990年代的一宗震惊举国上下的“高尔夫球球童”传闻事件,惊动了当时的首相敦马,后者更因此事件的爆发通过整个政府机制发动人民力量,向各州苏丹施压,促成了联邦宪法的修改,废除了大马皇室高人一等的刑事罪免控权。自此,任何皇室成员若犯错,也必须服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在特别法庭下被控。

苏丹依斯干达另一引起争议之举,是于去年在柔佛州议会发表施政卸词时,高调跟现任首相纳吉唱反调,反对马新第三座大桥的兴建。根据官方程序,最高元首和各州苏丹,只能在国州议会开幕时,完整地宣读由联邦和州政府所草拟的施政卸词。

大马继承英联邦的君主立宪制。简言之,虽然君王一国之首,但还是在宪法之下。再直接点,宪法很多条款显示,最高元首只是象征,真正掌握治国实权的是首相,最高元首行使权力时,大都必须听从首相的劝告(所谓“劝告”只是好听,其实不能不听)。这情况跟泰国肯定有所不同,因为根据历史进程,泰国的民主选举制是由泰王本身所主动倡议设立,泰王拥有凌驾于政府的崇高民望和实权。

令人担忧的是,从2008年的308政治大海啸、2009年的霹雳宪政风波,到最近的禁止非回教徒引用“阿拉”字眼事件,我们发现上述的“君主立宪”制精神开始被动摇,所谓的“皇室不干政”原则也出现了许多灰色地带和盲点,对掌握实权的政府带来不小的冲击,也引起人民的混淆。

其中的争议包括,在霹雳州,当州务大臣失去议会过半支持以后,苏丹援引了宪法赋予的特权,拒绝解散议会举行重选;在登加楼,在委任州务大臣人选方面,就算正副首相立挺的依德利斯获得接近70% 州议员的支持,但还是要让步给皇室的人选;而最近雪兰莪苏丹在高庭裁决内政部的“阿拉”禁令不合法并被撤销以后,依然坚持本身立场,公开呼吁非回教徒禁止引用有关字眼。

另一项我国最高元首制的特色在于,我们并不像一般的英联邦制国家全国只有一个国王和皇后以及皇室家庭。反之,由于过去马来半岛各州的特殊苏丹制背景,导致我们在独立时选用了“各州苏丹轮任最高元首”制度,在全国9个苏丹制州属都有皇室。

此制度的好处在于,让政府在遴选最高元首人选方面,拥有更大的弹性。然而弱点则在于:一,让那些没有采用苏丹制背景的州属,包括马六甲、槟城和东马两州缺乏归属感;二,还是摆脱不了依循皇室成员血脉相传传统的遴选模式,而不是根据领导民望和威望。

在这方面,共和国的总统制其实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另一改革选项。

最重要的是,不管是皇室还是民选政府,都必须回归宪法底下的制衡原则,我国的君主立宪制才能获得维护。

(号外)

由于执政才2年不到,不认为适合那么早为他打分。但是若勉强要做一个超短期评价,我会学习他所倡仪的中道大马精神:“中规中矩”。

刻画得具体一点,也可以说“超越许子根,未及林苍佑”。

比起前任首席部长许子根,林冠英占了制度和大环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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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阿布卡欣新官上任的这番言论,不禁为他捏一把冷汗,担心他像他的“前任”(连他的名字我都不屑一提)一样, 拥有成为“精句王”的潜质,不鸣则以,一鸣惊人。

虽然街坊没有多少个市民会天真地相信反贪委员会的独立性,但是他们至少期望,领导有关委员会的官员,素质可以高一点,迟顿可以少一点,免得贻笑大方,丢尽祖国的脸。

司法单位有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不只是真正的公正,而且看起来也要公正。”那么,反贪委员会至少应该“虽然不是真正的独立,至少看起来要独立。”

虽然雪州反贪委员会很怕赵明福的阴魂会回来“报复”,所以赶着迁移至新的办公楼。但是对阿布卡欣而言,赵明福却是他名副其实的“福星”,因为如果没有发生赵明福坠楼命案,他的“前任”就不会因为抛出那么多精句而闻名遐迩,最后更不会因此让政府心甘情愿为他奉上一笔价值不菲的退休金,赞助他早日返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顺便去好好顿悟一下“沉默是金”的真谛。

在纳吉的领导下,原本一切改革计划已经渐入佳境,进入轨道 ,偏偏赵明福命案,就像一颗导弹一样,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把国阵原本已经很腐败的形象,进一步炸毁。更意料不及的是,原本很可能只是几个害群之马官员所干的好事,反贪委员会的上头却偏偏选择袒护下属而不是向人民负责,结果使到原本已经没有什么公信力的反贪委员会,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进一步跌至谷底,几乎就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大马的贪污问题,若比喻成病菌的话,已经进入癌症末期。全身上下,从国家最高象征、内阁、到整个公务员体制,无一幸免。不管你多么努力地在岸边捉“小鱼”做宣传,却任由“大鱼”在深海安枕无忧地优游而无动于衷,那整个反贪计划就难以有任何突破性进展。

例如最近的巴生港口自由区审讯,我就认为大家不用期望太高。虽然当局承诺还有更多大鱼将会陆续被控,但是回溯2004年伯拉刚上台的一切,你就会想起,大马政府最大的反贪底线就是“提控大鱼”(而已),然后经过马拉松世纪最长审讯拖到大选完成后,才来虎头蛇尾,以“证据不足,无罪释放”的剧情草草收场。

从独立建国至今,除了政治权谋因素以外,你何曾看过任何一位部长,单纯地因为贪污被定罪?

当然,若要现实一点,我至少期许反贪委员会可以从制度而非个人着手,至少在国内一些累积已久的贪污灰色地带,画出一条比较清晰而完整的界限,例如政府工程发放的土著固打措施、政治领袖和政党的政治献金问题、以及公务员的薪金制等。

当然,要根治国内贪污问题,政党轮替也未必是唯一的出路。回溯一下安华在马哈迪时代担任财长的表现,你就会明白。他当年的朋党,绝对不会比老马少。

(special weekly)

我认为闪电大选机会不大。

若说明年真的举行大选,也不一定会出现“非国阵大胜,就是民联执政”的非此则彼局面,大有可能也可以回到308后目前的原点,国阵继续以多于1/2议席的优势执政中央,民联的几个州政权继续获得捍卫,或者赢多一两个州。

虽然纳吉的受欢迎民调已经上升,但是别忘了他才上任不到一年。早在今年4月他接过阿都拉的棒子时,我就认为,以他的领导魅力、魄力和执行力,的确有能力为国阵力挽狂澜,扳回后308的劣势。然而,这方面最主要的条件是,他必须争取更多时间。

距离2008年的308大选,目前纳吉的任期还可以拖到2013年3月,既然如此,何必急于一时呢?虽然上任短短半年,他已经成功树立本身的领导威望和形象,通过各项务实和亲民政策,以及成熟、内敛的政治手腕赢得党内外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国阵还有待收拾的烂摊子还是不少。

讲得更白一点,纳吉今天不是参与总统选举,而是内阁制的国会选举。这类选举强调的不是领袖的个人威望,而是整个政党的整体支持度。而目前的情况时,纳吉的个人支持度,高于整个巫统,甚至是国阵。但是整个国阵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仍然没有多大改善。

大家还是认为,国阵这个掌权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联盟,是腐败的、臃肿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乌合之众,缺乏新时代领袖应有的从政素质。马华和印度国大党更不用说,内斗总是没完没了,斗到本身族群都已经唾弃它了,还在忘我地争权夺利,立党为私。

路遥知马力,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民联。纳吉也需要时间,让民联露出更多马脚和痛脚。在一些执政的州属,民联至今还是拿不出具体的成绩单,反而还是摆脱不了在野党的习惯和格局,喜欢掀骂战和口水战,注重政治宣传多于实质的政策执行。

州政权还没有稳固,如今又要注册为一个联盟,期待下届大选跟国阵一对一对垒。大方向是对的,可以时机和可行性令人怀疑。我倒十分期待,看看一个推崇民主体制的民主行动党, 和另一个追求极端神权宗教政体的回教党,到时候要制定一套什么样的党章来相互合作?是根据可兰经,还是民主精神?两党之间在理念上,到底又如何结合一致?这都是非常有趣的环节。

因此,大选不必闪电,改革尚未成功。纳吉有的是实力,应该争取更多时间办更多实事,提升国阵的整体执政素质,累积了更多政绩表现才来选举。

到底是否应该把这次的汽油弹袭击各地基督教堂事件,归咎于巫统?

这问题,最近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甚至也惹怒了一向来非常沉得住气的首相纳吉。

在这个法制社会,凡事必须有理有据。若一天还未鉴定暴徒的身份,以及幕后的动机之前,就草率地把矛头指向任何单位,此举都是有欠公道的。

无论如何,无可否认的,巫统唯一可以跟这起事件挂钩的,就是它的前任内政部长赛哈密。或许由于国家太平公务闲空,于2007年作出禁止《先锋报》采用“阿拉”字眼的决定,走去捅这个蜂窝,触动了国内族群关系的其中一个灰色地带,结果最终随着最近的高庭判决,引发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情况跟1970年代来自东马土著党的前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耶谷作出关闭英小的决策雷同。一个部长的错误决定,其影响力往往超越它本身的任期,为我国的族群关系发展和无数后代,带来关键性改变。

因此,要把这前朝烂摊子的起因,归咎于由纳吉领导下的巫统,未免过于苛刻。但是,要如何把这个问题的破坏程度减到最低,避免控制,在纳吉领导下的巫统,则拥有责无旁贷的重大使命。

要知道,1969年的513种族暴动,至今仍是缠绕许多国民内心的恐怖阴影。而在有关惨痛历史经历中,其中一个最具争议性,并使到非土著缺乏信心的部分,则是国家保安体系,包括警方和军队,在处理暴乱局面的专业性。而更巧合的是,纳吉的先父敦拉萨恰恰就是该段事迹中的国家最高领导。

令人遗憾的是,从今年8月在雪州政府大厦发生的牛头示威活动可以发现,现任政府还是没有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虽然涉及者已经在煽动法令下被控上法庭,但是气焰依然嚣张地在庭外拉布条,审讯也毫无紧迫性。警方在示威现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态度,也跟他们过去控制反对党和印度兴权会时催泪弹和水炮齐出的全副武装英勇姿态形成强烈对比。

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此事件也反映了潜伏在我国社会多年的“泡沫种族和谐”现象,继1969年以后,又膨胀到了一个失控阶段,随时都会因为一个芝麻绿豆小事而被缪破,进而一发不可收拾。今天如果许多倾向于单一族群、并歧视其他宗教的宪法条款和政府措施继续存在;如果我们还是对许多争议性议题,采取唯我独尊的高姿态,或扫入地毯下的鸵鸟态度,不对等交流,不诚恳聆听,那么“一个马来西亚”理念再动听,也只是沦为华丽口号。

最近马华某领袖可能在无心的情况下,发表了我党可能会东渡到砂拉越扩展版图的言论,引起了该州主要国阵华基政党-人联党的反弹,此举实属不智,也暴露了我党对东马政局欠缺敏感度。

我一直主张,国阵的华基政党,长远之计应该是朝向合作和整合,但绝对不是互相对立,相互抵消,导致已经被分裂的华社代表性问题进一步加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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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接受献金是否恰当,永远是一把双刃剑,皆因涉及公众利益面前,难免浮现是否偏袒资助人之嫌。 政治人物接受献金是否恰当,永远是一把双刃剑,皆因涉及公众利益面前,难免浮现是否偏袒资助人之嫌。 正当巴生自贸区涉及舞弊课题开始调查阶段,该工程主要承包商首席执行员张庆信,证实外界翁 诗杰曾收取他的一千万令吉,作为马华各区会的活动费用。不过数日,他再爆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周美芬也曾向他要求捐款事项,事情接二连三,难免 让人觉得是否还有更多人涉及其中。 在国外,政治人物接受献金的例子屡见不鲜,很多人会捐献限定的金钱数额,来支持本身属意的政客和政党,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靠群众捐献而打赢选战的最佳例子。 然而有人提出质疑:如果政治人物接受某些人物或财团的金钱捐助的话,一旦涉及公私利害关系之下,注定要牺牲公众利益来满足私欲。 依你之见,政治人物或政党接受他人的金钱,在某些课题上,会不会因此而牺牲公众利益?

A)会,因为拿人手短,吃人口软。

B)不会,贪污滥权是个人素质问题,不关献金的事。

不会。这主要是个人的问题。 政治献金最复杂之处就在这一点-人党不分,公私不清。 反而捐献动作哪有什么问题?真正单纯的捐献是不求回报的。求取直接利益的不叫捐献,而是贿赂。捐献在佛家甚至被称为善行的布施,就如每一个寺庙的香油箱,多多益善,少少不屈。就算还是有一些意图,希望保佑家人,出入平安,甚至桃花朵朵开,至少也是比较含蓄的,并不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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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个赵明福事件,除了使到纳吉上任百日所难得上升的民调一夜归零以外,也暴露出大马皇家警察在人民的公信力几乎已经到了荡然无存的境界。

无论如何,还是不得不佩服这个国内的合法暴力机构,在赵明福事件还在发酵,民怨持续升温的情况下,还那么有勇气在本身的官方网站设立民调。结果不出所料,几乎每一道问题,不满国内治安问题,以及警方表现的人民都超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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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赵明福的未婚妻苏淑慧怀有身孕两个月,如今赵明福不明离逝,苏淑慧忍痛之余亦决定好好生活下去,努力把肚里骨肉 安好,好好生下,但碍于她未来得及与赵明福注册结婚,而她亦开口请求,法外不乎人情,只求行个方便之门,未来孩生的报生纸父亲一栏是否可填上赵明福之名, 让孩子有个法定身份。

第1天,大部份政治人物均“逼不急待”争着帮忙,并说会代之说情,怎知一天两天过去,拈来的是令人“气愤”的 事,莎丽扎说,明白苏处境,但亦应根据大马法律程序公事公办,最后更有部长建议苏验DNA,以证明孩子身份,此举当然惹怒赵家,及触伤苏的尊严,赵家姐妹 甚至炮轰验DNA此举根本侮辱了嫂嫂。

事后,周美芬亦表示,只要能让孩子的权益受到司法的保障,为何不支持首相署部拿督斯里纳兹里提出的接受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检验建议呢?

周美芬亦表示,妇女组了解并尊重她的感受,但重点是这个方法(DNA)可以达到最终目的,即让赵明福的孩子的权益可以受到保障。

你认为应该去验DNA吗?
A.应该
B.不应该

在还没有选择立场之前,我认为还必须搞清楚几个关键问题:

1. 就算验了DNA,是否就能够使到赵明福的名字出现在孩子报生纸?

2. 就算孩子报生纸能够阐明赵明福的合法父亲身份,是否就是对赵家、孩子和其未婚妻的最佳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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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闭门协商,好过公开炮轰。若碰到大原则问题,我则取中庸之道-公开协商(公开讨论也可以很理性,而未必要谩骂的)。

当然,无可否认,从1950年代独立建国开始就以公开协商为“注册商标”,并引以为荣的国阵,在308大海啸以后却患上了“闭门协商恐惧症”。尤其是那些华基成员党,他们过去所推崇的协商精神,甚至被不少评论人嘲讽为“越协越伤”。国阵的协商精神,至少对非马来人而言,已不再是票房保证,而是票房毒药了。

当然,民主潮流抬头的今天,民意的确大过天。但是,有些时候,民意也有情绪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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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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